刘擎：幸运并不是优越，而不幸也不应被鄙视

凯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与行为遗传学家， 她的第一部著作《基因彩票》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 2021 年9 月出版，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纽约客》发表了对哈登的长篇特写，相关的评论和访谈见诸《华盛顿邮报》《洛杉矶书评》和《卫报》等主流媒体。作为“80 后”学者，哈登还处在学术生涯的上升期，为什么她的这本书会受人关注，又使她卷入争议的漩涡？

简单来说，《基因彩票》表达了一种“另类”观点，偏离了当今西方左右两派的惯常见解。哈登明确宣称，她的研究旨在促进社会平等的进步主义事业，就其宗旨而言，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左翼进步派（或者美国的“自由派”）。然而，她的研究致力于揭示某些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先天遗传因素，其研究重心似乎（危险地）接近某种右翼保守派的偏好，触及了左翼的敏感禁忌。

(相关资料图)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及其相关争论，我们需要对平等主义问题的当代思想发展做一个简要的脉络梳理。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社会的等级差异被视为“自然的”，因此也是正当的。现代文明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的自然等级观念，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再是理所当然、可被接受的状况，而是一个需要关切和应对的问题。由此，平等主义的理念开始在世界各地逐渐兴盛，推动平等的努力被视为人类进步的事业，也是现代国家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现代平等主义的发展既没有终结思想争论，也未能在实践中充分实现社会平等。在理论上，“人人生而平等”是一个事实还是幻想？人与人为什么应当平等？其理由是什么？平等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方面和程度平等？如果全面彻底的平等是不可能的（甚至并不可欲），那么什么样的不平等在道德上才是可被接受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与公共思想界的持久争论。

在实践中，追求平等的事业获得重要的进展，却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不满。一方面，每个人都应当享有道德尊严与法律地位的平等，成为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原则，已经深入人心。而另一方面，即便人们能够享有基本权利的形式平等，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仍然显著而普遍地存在，甚至时而加剧。这意味着民众对平等的诉求持续提升，而大多数人实际感受的不平等状况却未能有效地缓解。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带来了广泛的不满和焦虑，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严谨、复杂而深入的研究，但在公共领域则形成了左右两派之间更为激烈、持久和简单化的思想冲突 ；而分歧焦点之一就在于，如何判断遗传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一般而言，大多数（左翼）自由派倾向于支持“人人生而平等”。换言之，人类的不平等并非源自“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而是由不公正的社会条件和环境造成的。经历了对种族清洗与优生学 的历史教训的反思，美国的自由派以及公众舆论对社会差异的遗传学解释持有极为慎重和警觉的态度。但在许多（右翼）保守派看来，先天的遗传差异决定了人们在身体与精神方面的“天生不平等”，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正是这个事实导致了大量的（若非全部的）社会不平等。

可以想见，左右两派对于不平等成因的不同认知和判断，也会相应地形成各自不同的应对方案。自由派将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归因于环境条件，因此相信缓解和消除社会不平等状况是可能的。这不仅需要保障个体公民享有形式上的基本权利平等，而且需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干预，改造不利于弱势人群的制度条件和文化环境，由此促进社会成员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平等。但在许多保守派看来，遗传基因难以改变，因此社会干预几乎无济于事。他们大多质疑或反对通过干预来推动社会平等的方案，认为这种 “进步主义者”罔顾事实而奢谈理想，陷入了智识上的“左翼幼稚病”，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终将危及个体自由，也很难实现平等的理想。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遗传差异的科学研究时而会成为左右两派立场之争的敏感焦点。保守派大多重视和强调人们的先天遗传差异，而自由派对此则往往持回避或淡化的态度。

然而，“人类天生是否平等”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人类是否应当获得平等”是一个价值理想。我们并不能仅仅依据人们“与生俱来是否平等”这一遗传学事实（实然判断），直接论断人们是否“应当”争取获得平等（应然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许多 左派与右派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以“实然”推论“应然” 的“自然主义谬误”。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将人类的基因相似性视为人们应当获得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理由。他认为 “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的重要进展为“人人生而平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从遗传学角度看，所有人类，无论什么种族，都有 99.9% 以上的相同之处”，从而支持了平等主义理想。然而，基因相似度如此之高，虽然足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同属于人类，却无法证明其余 0.1% 的个体遗传差异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无关紧要。实际上，某些比例非常微小的基因变异，可能在社会意义上 表达为显著的差别。

哈登在本书导言中写道 ：“……任何两个人之间的遗传差异都是极小的。但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孩子有自闭症而另一个孩子没有，为什么一个人耳聋而另一个人有正常听力，以及（正如我将在本书中描述的）为什么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差而另一个很好时，我们之间的遗传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正是由于她通过研究确信“遗传差异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明确反对将平等主义的理想建立在人类基因同一性的基础之上，这在她看来是“在沙堆上建造高塔”。

那么，哈登自己如何为平等主义的理想提出规范性理由？她主要援用了约翰·罗尔斯等平等主义自由派的政治哲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每个人对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偶然“运气”不负有责任，因此，如果我们的命运受到这类偶然因素的支配，就是不公正的。每个人的遗传特征如同“彩票”，是偶然运气所致。有些人很幸运，基因变异更有利于他们获得优异的学业成绩，以及稳定和收入更高的工作，甚至更强的幸福感，但还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他们的遗传变异更有可能导致身体和精神的疾病。这种偶然因素实际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不平等，但在“应然”的意义上，由基因造成的后果是“不应得的”— 幸运并不是优越，而不幸也不应被鄙视。

因此，在哈登看来，追求社会平等的进步主义者，首先需要承认（而不是回避）遗传差异造成不平等的经验事实，同时将遗传学的经验研究聚焦于种族内部的个体差异，以此与传统的“遗传学种族主义”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寻求最有效的补救措施， 促进更为平等公正的社会。比如，如果一个人的近视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那么这种视力缺陷就是“不应得的”，而补救的方式是发明和制造眼镜，这将造就一个在视力上更公正的社会。

至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哈登的著作何以引发争议。因为她在相关争论中持有一个较为独特却是“左右为难”的立场，可以称之为“左翼遗传主义”。借用《纽约客》报道的说法，“哈登正在展开一场两条战线的运动，在她的左边，那些人假定基因无关紧要 ；而在她的右边，那些人坚信基因就是一切”。若从积极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她在尝试弥合左右两派的分歧。一方面她向自由派解释“为什么 DNA 对社会平等很重要”（此书的副标题），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无法完全归因于社会环境，其中也有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促进社会平等不能忽视基因的作用。同时，她也在向保守派表明，个体基因差异是一种“彩票”，幸运中奖获得的成功和优势，并不能在道德意义上获得正当性辩护。

对平等主义理想的追求，并不依赖人类基因同一性的事实， 但也并非与此无关。或许由于我们足够相似，才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那些因遗传差异造成的不幸、悲苦和不公视为自然，并心安理得地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对平等理想的承诺，体现了人类对自己同胞的善意与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