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坚定走在培育绿色公民的道路上

本报记者 果叮咚

【资料图】

中国自然教育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诞生、发展皆与社会生产、时代变迁相呼应。

自然教育以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结为直接目标，通过实现“人的健康与发展”和“自然的健康与发展”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目的。

自然教育作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形式，其作用重大。在中国，随着自然教育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到生态保护行动中，成为“绿色公民”。

普通人如何成为一名绿色公民？为什么要培育绿色公民？记者采访了盖娅自然学校校长张赫赫和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宣传部部长王西敏，他们以自身经验为例，分享培育绿色公民的方法。

自然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为什么要培育绿色公民呢？答案之一便是自然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张赫赫介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造成了地球的负担，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所代表的家庭都不能推脱责任，我们每一位地球公民都应成为绿色公民。”

在自然教育发展初期，张赫赫及其所在的环境教育团队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组织公众到城市公园中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学习国外优秀的环境教育经验”“翻译出版相关书籍”“开展自然保护地巡展”等方面。

经过20多年的启蒙和探索，2014年，环境教育团队决定转变为“盖娅自然学校”这一全新方式。这一方式与之前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从“向公众输出环境教育理念”到“鼓励个人主动参与到自然保护当中来”的转变。

“传统的环境教育倾向于直接向公众展示‘污染’，从而让公众产生危机意识，然后参与到‘解决污染’的环节中。与之不同的是，盖娅自然学校更倾向于‘自然体验式的环境教育’，通过带领公众到自然中打开身体感官进行自然体验，从而让公众意识到‘我就在自然系统之中’‘自然与我息息相关’，以此与自然产生正向联结，形成守护自然的力量。”张赫赫说。

实际上，组成盖娅自然学校的成员并非是有学术背景的专业人士，而是由参加过自然体验活动的志愿者和家庭共同组建，在认同“自然体验式”的理念后，他们积极主动地拿出自己的资源组建“自然教育企业形态”，并约定以“小额度、多股东、不分红”的非营利模式运行。

这也是盖娅自然学校所培育的绿色公民的标志：愿意为自然教育行为付费，愿意用自己的资源来协助自然教育公益事业开展。

为此，盖娅自然学校尤其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体验活动，作为组成社会结构的最小单元，家庭贡献的力量往往比想象中更大。一些参加盖娅自然学校自然体验活动的家庭又共同组建了“亲子团”，他们每月进行一次集会，从家庭出发，选定一个友善地球的生活主题，并慢慢形成社群力量。

除此之外，盖娅自然学校还注重自然体验师的培养，目前已经培养超过1000人。“不能让参与者觉得离开了活动现场就脱离了自然，没有导师就不认识自然了。培养自然体验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培养绿色公民是一件挺难的事，这条路目前只有一小部分人在走，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地把公众的力量调动起来，那这样的路总会有小野花开出来。”张赫赫这样说。

自然教育仍面临挑战

近10年来，中国自然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从自然教育机构的增长数量来看，2014年是自然教育机构的“跳跃式发展之年”，与2013年相比增幅达300%，近5年成立的机构占比51%,近3年新成立的机构相比之前3年的平均增长率为33.77%（来源于《2021中国自然教育发展报告》）。

那么，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孩子相比，现在孩子的自然体验经历增加了吗？

“有研究表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局部改善，整体减少’。尤其是有些城市出现了小学生在课间时不被允许到操场玩耍的现象。当然，这不是某一位老师或者某一个学校造成的，而是社会向学校传递了紧张的安全压力后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王西敏介绍。

这向自然教育提出了挑战。

自然教育本质也是“教育”，且自然教育从业者应当坚信正确的自然教育理念和活动一定能为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正向的引导作用。

当前，一些有科普职能的机构或从业者并没有深度地接受、践行自然教育理念，而是执着于“举办多少次活动”“有多少人参加”“开发多少课程”等数据，更多地选择做“产出类”科普工作，很少关注到每一位参与者背后对自然的感知程度以及活动是否能达到“改变人的行为”的效果。

王西敏以上海辰山植物园自然教育活动为例，分享了自然教育机构和从业者应该努力的方向——从无所不知的专家型转变为启发他人的协助型。

辰山植物园与学校老师合作开展了给校园植物挂铭牌的活动，“我们不硬性要求学生必须学习植物知识，而是从香樟、悬铃木等身边的植物入手，帮助孩子们真正看见、感受到这些植物与我们共享一个生活空间。至于植物知识，网络世界如此发达，只要激发出孩子们的兴趣，他们自然可以轻松查询到。”王西敏说，“在活动过程中，有些学生放弃了我们准备的不锈钢铭牌，转为自己亲手制作各种材质的植物铭牌。这些不够结实的铭牌成了教师和孩子们的宝贝，他们并不怕铭牌被损坏，因为即使损坏了，也会有新一年的同学重新制作。这样的话也就有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项活动中。”

辰山植物园的另一个成功案例在于“一张小提醒卡撬动观念大转变”。

植物园内通常都有漂亮舒适的草坡，小朋友们看见了往往喜欢在草坡上“滚一滚”，但是家长常常允许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却因为“脏”或“危险”等原因阻止孩子们的打滚行为。

植物园工作人员直接向家长提出“请您允许孩子在草地上打滚，孩子与自然接触有很多好处……”显然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于是，辰山植物园设计了一张提醒卡，上面是“12岁之前可以在上海辰山植物园里做的30件事”，并巧妙地把打滚放在第二位，没想到一张小小的提示卡一经设立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类似打卡式的“儿童植物园游览指南”让打滚这件事变得很受欢迎。

究其原因，依然是自然教育从业者始终要将自己放于“启发型”而非“专家型”位置。

未来，我们都将是绿色公民

自然教育需要持续的进化、革新，也应该在培养绿色公民的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自然教育逐渐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部分省份纷纷颁布鼓励加大开展自然教育的文件，政策利好优势不断叠加，自然教育正面临蓬勃发展的新时机。

林草系统尤其深度参与到自然教育建设中，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搭建了最好的自然平台和自然课堂，为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成自觉行动助力。

自然教育发展到今天，还有一大特色在于自然教育从业人员构成并不是以环境背景专业人员为主，而是由媒体人、教师、律师等社会各行各业热爱自然的人共同组建而成，呈现多元化学科背景。这也是随着自然教育发展，中国公民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的生动案例。

当我们在谈论未来时，未来已来。现在，科学界进一步确认人类活动已经造成气候系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未来的浪潮正席卷而至，不会等谁做好准备。实际上，现在和未来的界限也并不清晰，不管是社会、自然教育从业者，还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

时代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命题，而我们则以自然教育为基，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