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川南风云人物——泸县乡绅潘与三的传奇往事

在中国古代的乡村，原本是一个自治的社会，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所以作为地方精英代表的乡绅阶层，参与乡村治理的传统由来已久。

民国初年的严重政治分裂，导致政局迟迟无法稳定，给地方社会带来了很大困扰，中国乡村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发生着急剧的变动，此时的中央政府无力管辖乡村公共事务，使得乡村社会自主治理的空间不断拓展，构成国家权力之外的绅权政治，成为中国基层统治的独特景观。

民国时期，匪患一直是四川社会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各省匪患最烈者， 莫如四川”虽然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国初创，但四川在军政府控制下的政权极不稳定，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大量袍哥被遣散，加之民初四川战事频繁，社会秩序混乱，导致无业游民逐渐增多。“附省数百里内，凡平日所谓光棍者，无良莠皆纠夥持械，奔走相属，而不可止”。四川泸县更是匪风盛炽，匪棚遍及四乡，十分猖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所谓时势造英雄，作为地方精英的乡绅们，开始走上了组织地方武装，维持地方治安的道路，而他们组织的团练，成了维护地方安定的核心力量。

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位四川泸县乡绅潘与三，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他的那支被当地人戏称为“乌棒军”的地方武装，在维护地方安宁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他为人公正，富有正义感，不贪污受贿，抑强扶弱，惩治凶顽。后期他倡导教化，鼓励发展经济，造福一方桑梓，也是业绩显著。以至于现在泸县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很多都还记得他。

潘与三，字世炜，清同治十年（1871年）出生于泸县会文乡新场（今青龙镇），清太学生，在清末被选任州议会参事员（清末所实施的地方议会制）。民国初，潘与三当上了会文乡团总，于是开始了其剿匪，维护地方治安的工作。

潘与三上任后就开始雄心勃勃的招兵买马扩充团练队伍，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训练，一方面广贴告示，整顿社会秩序，竭力要铲除匪患，不让地方糜烂。

潘与三刚上任就碰上一件棘手的事情，这天，他和几个团丁去赶新场，刚在茶馆里面坐下，就突然闯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农人，声称自己家昨日晚上被抢，而今天来赶新场，正好撞见昨晚抢劫他家的一个匪徒。

潘与三立即吩咐团丁带着这农人前去捉拿，当夜即将这匪徒捕获并拘押在团练局游芳庙寨子内。潘与三连夜提审匪徒，火把下一看，总觉得有些面熟，突然猛然想起，这不是自己远房堂兄潘稼先的儿子潘五吗？！

正惊讶间，团练局外面闯入一人，大喊饶命。潘与三定睛一看，正是自己的堂兄潘稼先。原来潘稼先听闻自己儿子被抓到了团练局，知道儿子闯了大祸，急忙跑来找自己堂弟潘与三求情。

潘与三正色道：“大哥，我身为团总，咋能徇私！正人先正己嘛！”

潘稼先见潘与三要动真格的，忙哭诉：“与三啊，这可是你侄儿啊！”

潘与三怒道：“子不教父之过！你咋有脸来求情。”立即吩咐左右人等，大义灭亲，将潘五就地正法。

事情传出，家乡父老都为潘与三的做法竖起了大拇指。说潘与三有魄力，铁面无私，是干实事，为乡邻着想的。

如果说潘与三只是铁面无私，有魄力，那只是道德品质方面，那潘与三真正成名之战则是来源于差点把自己身家性命都搭进去的一次恶战，那就是龙贯山之战。

龙贯山 摄影 芶思

龙贯山是泸州、富顺、隆昌三县分界的一条山脉，山势险要。上有一座古刹，传说是明朝的建文皇帝云游至此修的（建文帝：朱棣侄儿，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不知所踪，对建文帝的下落，民间有各种说法，在此不再赘述）。

龙贯山由于其地理位置，历来是川南盗贼啸聚之地，民国三年的时候，此地最大的一股土匪有人枪上千，占山为王，老百姓是深受其害，由于土匪人枪众多，来去无踪，当地民团对其也是无可奈何。

这股土匪的头目叫王伦，这人真和梁山泊早期那位首领白衣秀士同名，外号“王老胎”。“老胎”，是川南人对姓氏的俗称，如姓陈称老蔫，姓郑称老偏，姓罗称老响等等。

王老胎早年在泸县狐狸坡大岩湾煤厂作淘沙工，民国成立当了国军，跟一名连长当马弁（护兵），连长战死，王老胎拖着100多人枪，潜回原地，又招兵买马，扩展到200余人，并联合“可驼背”(何长生)、“筛跛子”两股土匪，各100余人枪，三股近600人枪，推王老胎坐头把交椅，逐步归拢泸、富、隆小股土匪，一些游手好闲,不三不四的人又去投靠，很短时间队伍竟达到上千人。

他们从山埂上的大把场、天洋坪、云顶场数十华里山脉，各山口、路道搭棚打灶、建造大小棚数十个,以龙贯山古刹为“总寨”，形成一股势力。

既然是土匪，那给养自然全靠抢劫，最先挨家挨户抢银子铜钱，衣服被帐，杀猪牵羊，挑谷掮米，把山下闹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白天不能出工，晚上不能安寝，很多百姓不得不带着财物到处躲藏，这也造成了田地日渐荒芜。

后来剩下的百姓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为了生活生产，决定自卫，他们在各山头轮流放哨，互相呼应，只要看见土匪下山来了，立即敲锣打鼓的高呼：“王老胎下山了！”

土匪没下山的时候，老百姓就出门干活，土匪下山就及时逃避。

泸县 屈氏庄园

但是这样下去，那些有钱的地主绅粮，纷纷都迁入了寨子中集体居住，各在寨内修住房，集资维修寨墙，招收寨丁来看家护院，购买枪支弹药保护财产，损失都不大。受害最深的还是庄稼人，斗又斗不过有刀有枪的土匪，跑吧猪牛谷米都不好立即隐蔽。

俗话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这王老胎根本不管这一套，硬是马干吃尽的抢，在周围这样抢了一年多，龙贯山周围几十里都被他们给霍霍了个遍，庄稼人实在被逼到绝路了，不得不往外迁徙了。

这样一来，王老胎的人马的给养困难了,于是有人出主意，还是得集中兵力攻打寨子，各个击破。当时一些小寨，王匪集中数百人攻打，只一天半日，只等寨内弹药耗尽,也就被抢劫一空。

后由伏龙乡的团总陈表东牵头，组织寨与寨的联防，各寨又增加兵力弹药，并委任潘与三统一指挥，名叫“会长”。

潘即设上中下三个分局,上局为光明乡石银山寨,分会长王子恒;中局游方寨;分会长由游芳庙寨子团总潘与三兼任，下局设瓦子乡石鱼山寨,分会长李少文。如王匪攻打某寨，周围各寨就出兵救援，形成内抵外围之势。

民国五年除夕晚上，王老胎匪帮突然对石鱼寨发动了袭击，该寨动员寨内住户，用楠竹筒加铁箍，内装火药铁砂子引火射击，射程可达寨墙以外，并动员全体男女在寨墙内高举火把,把寨墙外壁照得通红,火力从垛口中射出,齐声播旗呐喊。

土匪不敢翻越寨墙，直到天亮,外援枪声四起,王匪死伤多人不能得逞，恼羞成怒，撤回山上时,沿途烧房20余间，百姓又惨遭横祸。

王老胎攻打寨子多次失利，也在总结经验教训。于是又改变了抢劫方式，他们先派出匪徒化装外出踩点，到处打听谁家有钱,或利用当地通匪奸人“点水”分赃。然后由三五土匪偷袭，绑架人质，关押在龙贯山上，通知家人备办银两,按票价取人,老百姓叫作“牵肥猪”。那时龙贯山上的“肥猪”,经常有好几十人。

王匪将人绑上山后，放出风来：“如不按价按期取人,就要吊打活埋。”

人们越吹越邪乎，说是每天晚上,夜深人静都能听到龙贯山上的惨叫声。于是被绑架的人家,想方设计，借钱或买物取人。但是被绑架者、仍以庄户人家为多。因有粮米和猪牛的地主多躲入寨中避难去了。

潘与三曾多次组织寨丁联防队，自己也亲自出马攻打龙贯山，都没攻下，一次还被子弹击中，负伤滚下马来，差点丢了性命，被手下人奋力抢救。

民国七年,由泸富隆三县联防，成立“泸富隆联防剿匪指挥部”，潘与三任司令,从各寨抽调精锐人员,组成1000余人的剿匪队，山周围各村更是坚壁清野，不让土匪找到粮草。

这是一天清晨，雾气蒙蒙的龙贯山突然出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沿着崎岖的山路缓缓的向山顶走去。

不一时突然树林中传来一声大喝：“给老子站倒！”

老乞丐吓得一激灵，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树林中走出几个提着枪的大汉，上下打量了一番老乞丐，冷冷的问道：做啥子的？

老乞丐慌忙点头哈腰，哭丧着脸说：“各位大爷，实在没得吃的了，想上山找王司令给口吃的”

大汉惊诧了片刻，不由得笑出声来：“咦，老子还是第一次听说讨口子跑来找棒老二要口吃的，你弄大的面子迈？”

老乞丐不敢抬头，战战兢兢的说：“山下人都跑光了，我都饿了三天了，实在莫法才想请大爷些给赏口吃的。”

一个年轻土匪动了恻隐之心，对前面的汉子说道：“崔二哥，看起也造孽（可怜），要不给他点吃的嘛。”

汉子白了这个年轻土匪一眼，骂道：“吃锤子吃，老子都天天吃红薯稀饭了还给他吃。想吃各人上山喊这个讨口子上山找王老胎要去！勒舅子天天吃熬锅肉。”

其实这个老叫花正是潘与三化装 而来，得了这帮土匪的驱赶，真就到龙贯山庙宇门前讨饭来了，这次还真被潘与三弄清了土匪虚实，顺便还在庙里整了口残汤剩饭。

然后潘与三立即下山调集队伍向龙贯山靠近，乘黑夜分几路上山。

夜半，枪声四起，龙贯山战斗正式打响，这次恶战在龙贯山硬是打了三天三夜，双方都是杀红了眼，老百姓也为了早日赶跑这帮土匪，纷纷参加战斗，往前线送米送粮，通风报信，帮助救护伤员。

为了地方安宁而拧成一根绳的乡民，力量是很可怕的，王匪武装虽然靠着地形优势苦战，打了两天后也逐渐不支，山上弹尽粮绝，不得不带着残部，从大凹场北面的富顺保庆乡突围逃窜。

王匪败逃，潘与三带着队伍冲上山去，为踏平匪巢，潘与三下令,放火烧了古庙及所有寨棚。山上火光四起，晚上红了半边天。

这就是泸县历史上有名的一场恶战“火烧龙贯山”。从此,龙贯山再已没出现大股土匪。

朱德

1917年护国讨袁之战后，朱德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兼四川下南道清乡司令驻防泸州。他闻潘与三在泸县剿匪功绩，于是通过潘的故旧温筱泉写信给潘与三请至泸城一见。潘与三欣然前往，两人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从清廷的腐败谈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从孙中山谈到袁世凯，从护国讨袁谈到为民剿匪，简直是相见恨晚。

朱德又以下南道清乡司令的名义，给予潘与三麟现、衣锦、伏龙、会文、宜民清乡总办的委任状。从此，潘与三剿匪的信心更足了，处置土匪的权力更大了。

次年，泸、富、隆三县当局又委派潘与三为三县联防主任，建立三驿团，设团局，在三县各修一条街的天阳坪，招募团丁一个连，这支团丁全副武装，黑军服，黑军帽加白圈，被老百姓戏称作潘与三的"乌棒兵’”（乌棒是四川话黑鱼，乌鱼的意思）。

潘与三剿匪铁面无私，毫不留情，在整个川南都有了名气，土匪都不敢招惹他，因此，尽管当时四川匪患猖獗，但是潘与三治理的地方匪患非常少，特别是他家乡新场，几十年内都没有遭受匪患。

1919年，因为剿匪有功，潘与三获得了四川省长公署的特别嘉奖，给予一等金色银质桑梓奖章，并登四川公报予以表扬，一时间名声大震，成了川南的风云人物。

在川南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潘与三剿匪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计杀汪月楼和追杀胡霸王。

当时，有名大土匪叫汪月楼，被滇军招安做了营长，但是仍在云、贵一带抢劫，名声大，民愤也大。

他母亲七十大寿时他回到泸州通滩老家祝寿，潘与三调查确实后，立即派人将他抓回游芳庙团练局。

当时的泸州城防部队是二十一军十八师的一个团，团长杨尚州闻讯后，听闻有一滇军营长被团练所抓，为了不引起川滇两军矛盾，打电话给潘与三要求放人，还说“我派一连人前来迎接”。接着县长张景星也来电话要潘与三放人，并说:“我保释他， 并亲自上贵府去接他。”

潘与三想：格老子，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来要人，此人罪大恶极，如果把他放了，当然可以讨好顶头上司，但又对不起老百姓，我岂能放虎归山?

潘与三是出了名的阎王爷长麻子——鬼点子多。很快他就想出了一条除掉汪月楼的妙计。

当县长到达游芳庙说情叫放人时，潘与三马上叫团丁打开监门放人。不一会儿团丁慌忙来报：“汪月楼不见了，碉楼窗子都被撬烂了，可能昨晚逃跑了。”

潘与三装作暴跳如雷，捶胸顿足，立刻集合团丁训话,追查昨晚谁值星，谁巡逻?一面布置团丁分头去找寻，并打电话给天洋三驿团和会文乡下局团总刘介光，要其严守交通要道，劝回任月楼，说县长接他来了，还有模有样的报告了县警备处与团防局。

正当游芳庙沸腾之时，一个团丁来报：“主任，找到了，找到了，汪月楼从碉楼上逃跑，跳下去摔死了!”潘与三和县长连忙到寨外去看，果真见汪月楼摔死在那里。

潘与三抱着汪月楼尸体痛哭流涕地说:“哎呀，汪营长啊，县长都亲自来接你了， 你跑啥子嘛!” 县长见状也是无可奈何。

其实潘与三头天晚上，叫了一心腹去给汪月楼送去酒肉，说县长明天来接他，这是潘主任备下酒菜与你饯行的。当晚团丁把汪月楼灌得酩酊大醉，然后撬烂铁窗把他推了下去。下面是十余丈高的岩坎，摔下去已动弹不得了，而等在下面的另一个心腹团丁再用牛腮骨狠揍几下，待汪月楼断了气之后才离去。

另一件事便是追杀胡霸王。天洋陈场人胡玉，是恶霸地主胡执三的儿子。为非作歹，号称胡霸王。他经常身带双枪，强奸妇女，甚至乱伦，无恶不作。有一次，一顶花轿路过他家门口，他鸣枪吓唬迎亲一行人，公然拦路强奸了新娘。这事被告到潘与三那儿。

潘听了大怒，马上设计铲除胡霸王。正在这时，胡家族人也联名控告胡玉父子在族中逞恶横行，请潘主任为族人除害。

潘与三打听到自己熟悉的彭德银是胡玉的表兄，又是拜把兄弟，于是安排彭德银邀胡玉去金刚桥边的堰塘钓鱼，引蛇出洞。

潘与三带团丁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胡玉见状起身就跑，潘与三一枪打中胡玉的脚杆，鲜血如注。胡玉仍边跑边还击，窜入一农家躲避。

潘与三率众包围了农家。胡玉在子弹打光了的情况下，妄图求得饶恕，向外喊话愿缴枪投降，但求不杀。

胡玉从窗口丢出双枪，团丁冲进去将胡玉捆绑，潘与三即当场枪杀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害人虫。

胡执三在乡里胡吃霸赊，讹诈钱财，争夺土地，六亲不认，甚至奸女淫嫂，故族人联名签字求潘与三铲除。潘与三杀了其子胡玉，胡执三带信给潘与三“要报杀子之仇,哪里碰着哪里发财”。潘与三又派团丁去把胡执三打死在吃鸦片烟的床上。

潘与三发家是靠着自己祖业的田地五十石开始的，他年轻时对水果发生兴趣。在他庄园周围，广栽果木。桂圆、荔枝、花红、梨子、桔子、桃子、广柑、柚子无所不有。

他每天五更起床练功，并督促团丁操练。早饭后有事就办公，无事就上山转看果园，管理果木，上粪、剪枝、治虫，随时进行精心管理。

他每年都扩大栽种，发展到占地两三百亩的大果园。他一年四季都有水果出售，一年可卖两千到三千银元。这样，发展成了千多石田土的大地主。

民国宗祠旧照

潘与三在逞强除恶的同时还很注重扶弱济贫。他在宗族内兴办义田济贫。他规定家族中贫困者月照人数给以米；家贫不能读书者，酌量情形给以钱，不能嫁者给以嫁妆费,不能娶者给以聘礼费,不能葬者给以棺木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让“贫者有益，富者心安。”

同时他又在《宗祠义田简章》中规定出“极贫”的界限和济助的钱粮标准。

学费资助则根据家庭困难程度，按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的不同负担，给以适量的银洋补助。并规定:“凡子弟入校初级至大学均要认真读书，无游荡行为者，方领此款。领款时亦必以家庭通知书为凭据。无通知者不给；若经人举发有不法事实者，立即停支。甚至犯法退学者，由祠中首人饬伊父兄赔出补助之款。”

对社会上的嫖娼、赌博、抽大烟之风，潘与三最为痛恨。当地人士凡犯上述三项之一者，一经拿获，一律采用打屁股的刑罚加以惩处,对卖淫的娼妓同样要给以打屁股的惩处,打后驱逐出青龙场，借此以整肃地方社会风气。

潘与三还重视文化教育，认为办学校兴教育是开启民风的重要途径。他除自己主动捐资办学外,并从各方面筹集资金开办学校。潘与三提倡尊师重教之风,在当地兴办了一所男生学校和一所女生学校。首先他出资去聘请教师筹备学堂,同时又向县上请求资助，很快在弥陀寺办起了会文乡第三小学，招收男生。

为让女孩子也能享受教育权利，在游芳庙大寨门处兴办一所学校，专收女生。办学经费不足，经县政府批准，提取当地庙产来解决。对有能力负担学费的人家，收取一些学费;家境困难的学生，可享受免费就读。孤儿院收养的孤儿到入学年龄均免费送入学校读书,地方上的贫民子女也可入学就读。

为鼓励青少年努力学习上进， 潘与三在青龙场还出资每年举办一次乡试。对获得优良成绩的考生，除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外，还公开进行表彰。潘与三为当地开启普教之门，兴育人之风，使不少青少年得到教育成长。

1939年冬，潘与三听说几个川军抗日军人的孤儿因无人照管冻死在戏台下，表示非常同情。于是打算办慈善福利事业。随即令各乡各保造册登记抗日军人的子女、无父母的孤儿孤女和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他把近处的广福庵、弥陀寺两个庙字办成孤儿院和养老院。但是，把庙租全部投入也难以维持，也不能全由自己包下来。要设法使孤儿院、养老院走自给自足的道路才行。于是潘与三想办法办起了贫民工厂，让一些尚有部分劳力的老年人和十二、三岁的孤儿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

工厂内开设织布房、染布房、打铁、打草席、打草鞋、织袜子、织毛巾、缝衣、理发等项目。潘与三派其子潘继人为院长，其女潘淑陶为工厂厂长。徐玉权为第一任管事。有保管、供销等八个管理人员。成立董事会，由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以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来关心慈善事业。

孤儿院收养的幼小孤儿由保姆抚育，到五、六岁同样送入学校读书。到了十二、三岁小学毕业后，就送到工厂习艺，学习谋生技艺。

贫民工厂的孤儿孤女长大了，谈上了婆家，工厂用自产的被帐衣服作嫁妆。多数不愿嫁出外县，而在工厂内结婚，生活有保障。孤寡老人死了，工厂进行安葬。

潘与三把养老院、孤儿院、工厂办成一个核算单位，这样一来，工厂越办越兴旺，扩大了收工范围，使无业者有就业之所，游手者有学艺之机，嗜鸦片好赌者有戒瘾学艺之处。

工厂兴旺时达二百余人，满满一大桌人吃饭，每月有一斤肉分两次打“牙祭”。没劳力的孤老发零花钱，有劳力的完成定额发工资,账目公开，年终开董事会公布收支账目。只是有一年孤儿院的儿童因发生传染病，当时的医药条件差而死过几个人。

潘与三发财了，不忘那些过不起年的贫苦人。每到年关都要赈济施米。

腊月二十日以后，他都要安排几个团丁抬谷三十石，碾成白生生的大米，驼到天洋坪，腊月二十八日进行布施。

他对最贫困的人，每户发一块牌，以后每年凭这块牌就可领到大米两升。无牌的每户一升。使得贫困人家有米过年。每年腊月廿八日这天，天洋坪热闹非凡，上千的人排成长龙接受周济。一、二十石米只半天时间就发放得干干净净。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春节后，潘与三到孙子潘子谷（陈诚秘书）工作的郫县耍。住了两个多月，孙子于四月初三为他做了七十六岁的生日酒宴，邀了一些亲朋好友进行庆贺。潘与三留恋自己的家园，尤其舍不得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柑桔水果。于是不顾孙子的挽留，坐车回家。回家后，见家乡地方大学米价猛涨,泸州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声也不断传来。

潘与三想开仓赈粮，周济饥民，却遭到三个儿子的反对，他想给潘子谷写封信征求意见。当天(四月十九日)他正和一家人一起吃晚饭，正谈着外边的形势，准备晚上写信等事情。忽然，他头朝侧边一歪,就倒了下去。家人忙把他抬到床上，很久都没有苏醒过来。

原来他患了脑溢血症。两个钟头后醒了转来，对家庭事务只字未提，只断断续续地对守在身边的儿子及当乡长的外孙游子俊说:“我在治匪中，杀了一百多人。虽然都是匪，却没分罪大罪小，捉了就杀，这当中也许有不该杀的。那年在喻寺唐坝征讨赵蚊子,怪我没亲临指挥，打了一次败仗，伤亡了我二十个兵丁，这是一场惨痛的教训啊！我一生中不贪污，不受贿，秉公执法，这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子俊啊，你年轻，办事可要沉稳。你能秉公办事,像我一样我就放心了。”

1947年4月22日凌晨，潘与三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

在民国时期，乡绅是农村地区的社会精英和农民阶层的代表，对当地经济、文化和政治都有着重要影响。总的来说，乡绅在民国时期起到了重要的类似地方官的角色，既有积极的成绩，也有一些负面问题。对于历史中的乡绅，应当客观评价他们的贡献和问题，并借鉴历史经验，促进农村发展和社会公平。

潘与三的人生经历正是社会转型期四川中下层士绅群体的缩影。他作为民初川南乡绅群体的一个典型人物， 竭尽全力维护当地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努力进行当地政治秩序的重构，并致力于将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导入正轨，他大力推广新学、 开启民智 ； 值得注意的是， 他关注女性，通过创办女学积极推进女性的进步，后期，他热衷于慈善的行为同样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杨廷举：潘与三

梁心纯：龙贯山匪患记事